主旋律“进阶”

　　中国新闻周刊记者/徐鹏远

　　去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，“主旋律电影”成为了被频繁提及的热门词汇，就连金爵电影论坛的日程中，也专门安排了一场以“主旋律电影的市场化探索”为主题的讨论。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A类电影节，上影节一直被视为中国电影产业的晴雨表。因此，这届影展对主旋律的高度关注，一定程度上表露着行业对于自身发展进路的某种共识，或者至少是对现实境况的一次及时反映与总结。

　　2020年，全球电影产业都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，据年末发布的《电影蓝皮书：全球电影产业发展报告(2020)》预计，全球影院票房需要五年时间才有望恢复至2019年的市场规模。中国电影当然也无可幸免，经历过179天的院线停摆，2020年的全部票房仅203.14亿，直接回落到了2013年前的水平。但不幸之中也有奇迹。同样在这一年，中国电影凭借《八佰》首次登顶全球票房宝座，其中仅《八佰》《我和我的家乡》《金刚川》三部作品就贡献了近35%的份额，《八佰》更是以31.11亿元的成绩成为了全球年度票房冠军。

　　这一势态在随后依然延续着。2021年，中国电影蝉联全球票房 一，超过10亿的11部影片中，有4部是主旋律作品，《长津湖》57.75亿的票房还打破了32项影史纪录。进入2022年，元旦和春节两个重点档期，《穿过寒冬拥抱你》和《长津湖之水门桥》以明显的优势成为各自档期的领跑者；3月以来，对新一轮奥密克戎疫情的防控让电影市场再次跌入冰点，全国一半以上的影院暂停营业，仅有3部影片的票房超过1亿——排片比例逐渐下调的《长津湖之水门桥》仍然稳居首位。

　　在电影产业元气大伤的至暗时刻，主旋律作品不仅以出众的市场结果证明了其强大的号召力，更挽住了属于中国电影的一线生机。在这个意义上，那场上影节论坛中关于“主旋律电影就是新主流电影”的讨论，远未结束。

　　主旋律电影的进阶

　　对于中国电影而言，主旋律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。1949年后，中国电影承载了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重要功能，同时在“统购包销”的管理政策和经营模式下，全面呈现着浓重的“主旋律”性质。改革开放以后，中国电影开始面临日益加剧的市场滑坡，于是各大制片厂纷纷转向所谓的“娱乐片”，到80年代中期，“娱乐片”产量已超过当时年均总产量的50%。鉴于此，1987年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，明确提出了“突出重点、坚持多样”、坚持“文艺的主旋律”的要求，这一精神随后被总结为 “突出主旋律，坚持多样化”，并 终在1990年正式成为新时期电影创作指导方针。90年代，随着电影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，主旋律创作也被越来越多地提及和强调。

　　但正因如此，主旋律的概念也长期处于一种刻板的状态。事实上，主旋律是一个极其宽泛的概念。著名电影学者戴锦华就认为，主旋律至少可以有三种理解：“一种理解是，主旋律是带有价值导向和思想导向的这样一种电影；另一种指向是，它是携带着真善美正能量大制作的电影； 三种就是只突出价值宣传，所谓正能量、制作规模不在它的考量范围之内。”而从主旋律提出的具体背景来看，也只是与“娱乐片”相对应的一种导向，并不涉及明确的题材范围和创作模式。然而由于固有认知的影响，大众层面对主旋律的理解往往直接指向革命历史题材，就连行业内部，也在一段时间里习惯性地将其与献礼片、任务片画等号。尤其从1994年起，进口分账片对国产电影持续造成的压力和影响，更让主旋律在初步形成的电影消费中，走向了“非市场化”的路径。

　　2002年，伴随新的电影管理体制开始实施，中国电影的全面市场化时代拉开了帷幕。主旋律电影在逐渐成熟的工业体系和市场体系中，也很快迎来了新的起点。2009年，一部《建国大业》横空出世，172位明星参演的空前阵容带来了充足的话题性和市场卖点，4.2亿的票房领跑了当年度国产电影，成为仅次于《2012》和《变形金刚2》两部好莱坞巨制的票房季军。与此同时，《风声》《南京！南京！》与内地香港合拍片《十月围城》三部主旋律作品也跻身到了票房十强的行列。这是主旋律电影 一次集体性地展现出不可忽视的商业价值，为主旋律的市场化探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。2011年，《建党伟业》沿袭全明星模式，再次拿下超过4亿的票房，位列当年 七。

　　不过，这几部电影仍旧属于依托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、建党九十周年基础上的献礼作品，尤其像《建国大业》和《建党伟业》，无论拍摄、宣传还是排片，都享受着不同程度的政策倾斜。2013年的《中国合伙人》、2014年的《智取威虎山》和2016年的《湄公河行动》，则完全脱离了重要历史节点的辅助，并开始以民营公司为主导，更纯粹地开拓着主旋律电影的商业版图。 值得珍视的是，陈可辛、徐克、林超贤三位来自香港的导演，还将香港电影的成熟经验融入了这一题材的创作，做出了主旋律作品类型化的关键探索。